这回国资委动了真格的，明令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这使得在房地产大潮中的央企弄潮儿仅剩下了16家。
相比庞大的民企和私企团队，央企这点残兵败将恐怕再掀不起太大的风浪了。
由于央企的参与，导致“地王”频现，而由于地价和房价有很大的关联度，所以促使房价一路飙升。
因此这回央企退出，不仅让业界很多人缓了一口大气，就连老百姓也觉得这次地价该降了吧。
地价问题是近一两年业界和社会突出关注的问题。
地价涨则房价长，这是房地产市场运营中一个规律。在英国、美国、日本，乃至泰国、印尼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经出现过地价高涨房价飙升，甚至引发泡沫危机的历史。所以，大家一致的将控制地价的攀高，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基本手段。
此前的一段时间，地价总由央企大手笔“埋单”，并因此成为推高房价的“千夫所指”。
那么这次，央企退出后，地价将会怎样？“地王”还会“卷土重来”吗？
对于央企退出后，地价的走势，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两种：
一、“投资决定说”。
该观点认为，国企从去年的天量信贷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势必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我会怎么做？”言外之意，只要央企手中有钱，投资房地产就是一种必然。因为资本的低洼效应，“地王”这边被堵住了，那边还会寻找渠道再进来。
二、“全面退出说”。
该观点认为，被宣布退出房地产市场的78家央企，其旗下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家，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但销售收入仅占到15%，利润只占7%。而留在市场上的另外16家央企，则一直是拿地的主力。有资料显示，2009年，16家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为5616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的85%；销售收入为1899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的86%；净利润为188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净利润的94%。
认为本轮“清洗”，这16家依然不受影响。况且被“清洗”掉的78家本来就不占主导地位，数量减少几个并不解决核心问题，也解决不了国企拍天价地的问题。并且认为，很多非国资委管理的部属企业，各地方的国企，各上市公司仍不在本轮调控的约束范围内。有的民企甚至直言不讳的表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对民营房企利好微乎其微。“因为他们根本不占主导地位，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照样拿不到地。” 弦外之音是，只有央企、国企全线退出，“地王”才不会“现身”，民企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三、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笔者主张：“资源决定说”。
在我国，城市用地、教育、医疗等资源短缺，一直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瓶颈”。
相反，人口基数大，并且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近些年有增无减。
如，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万人，增加人口大多为外来人口；到2007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845万人；如今广州市人口已逼近千万大关，人口规模已迈入超大城市行列；而与此毗邻的深圳市，早在2000年，该市的人口就已经达到700万人。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8年末，我国拥有城镇人口为6.07亿。这也就是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城镇人口总数，占了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全国城镇人口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这其中的一座城市中生活工作。而无论谁，一定都向往在此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如此一来，本已短缺的用地、交通、教育、医疗，特别是住房等城市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同时由于中心城市地位特殊，资本集中度高，客观上推高了各类短缺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对于“僧多粥少”的土地市场，趋之若鹜的“来客”一定会来饱飨大餐。若是没有了“来客”，这顿盛宴反而会显得不正常。
因此，说到地价提升，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即便央企、国企，乃至相关资本也全部退出房地产市场，地价的上涨，在上述城市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也是一种必然。
其实，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世界各国都曾经历过相同的经历。
如英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城市人口激增，这一切带来了严重的城市住房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的房价持续上涨，年均升幅都超过8%。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以年平均10%的速度迅猛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日本城市尤其是三大城市圈（以东京为中心的东京城市圈、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京圈和以京都、神户、大阪为中心的大阪圈）的住宅用地需求急剧增长，而由于城市用地增加量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地价开始迅速上涨，并最终导致时间最长的房地产泡沫。
所以，地价上涨的本质并不在于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央企国企参与，也不在于是否由清一色的民企来“单挑”。地价上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由城市资源状况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不从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入手，78家“出局”央企，不过是“替罪羔羊”而已。
客观的看待地价走势和发展规律，目的是在面对短缺经济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譬如，作为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市场调控手段，把地价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如何让普通百姓住有所居，乃是当前以至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重大民生问题。因此，政府首先要加大并优先保证各类保障性住房土地的足额有效按计划供给；其次对于商品房用地招拍挂，也要采取必要的价格调控手段。
再譬如，对于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房价问题。事实上，作为普通百姓来说，如果有大量的充足的各类保障性住房供给，高档商品房的价格即使能够上涨，甚至涨的很高，也未必会引起百姓的忧虑。目前的问题是不仅社会保障性住房有效供应不足，而且价格也随商品房价格波动；同时，政府投资建造的公屋和租屋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最终的结果是把很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驱赶到了商品房的这一条“路”上来。所以，解决高房价，本质上是要加大土地和房源的供给。
当然，这些问题已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了。
这回国资委动了真格的，明令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这使得在房地产大潮中的央企弄潮儿仅剩下了16家。
相比庞大的民企和私企团队，央企这点残兵败将恐怕再掀不起太大的风浪了。
由于央企的参与，导致“地王”频现，而由于地价和房价有很大的关联度，所以促使房价一路飙升。
因此这回央企退出，不仅让业界很多人缓了一口大气，就连老百姓也觉得这次地价该降了吧。
地价问题是近一两年业界和社会突出关注的问题。
地价涨则房价长，这是房地产市场运营中一个规律。在英国、美国、日本，乃至泰国、印尼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经出现过地价高涨房价飙升，甚至引发泡沫危机的历史。所以，大家一致的将控制地价的攀高，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基本手段。
此前的一段时间，地价总由央企大手笔“埋单”，并因此成为推高房价的“千夫所指”。
那么这次，央企退出后，地价将会怎样？“地王”还会“卷土重来”吗？
对于央企退出后，地价的走势，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两种：
一、“投资决定说”。
该观点认为，国企从去年的天量信贷中获得了大量资金，势必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我会怎么做？”言外之意，只要央企手中有钱，投资房地产就是一种必然。因为资本的低洼效应，“地王”这边被堵住了，那边还会寻找渠道再进来。
二、“全面退出说”。
该观点认为，被宣布退出房地产市场的78家央企，其旗下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家，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但销售收入仅占到15%，利润只占7%。而留在市场上的另外16家央企，则一直是拿地的主力。有资料显示，2009年，16家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为5616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的85%；销售收入为1899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的86%；净利润为188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净利润的94%。
认为本轮“清洗”，这16家依然不受影响。况且被“清洗”掉的78家本来就不占主导地位，数量减少几个并不解决核心问题，也解决不了国企拍天价地的问题。并且认为，很多非国资委管理的部属企业，各地方的国企，各上市公司仍不在本轮调控的约束范围内。有的民企甚至直言不讳的表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对民营房企利好微乎其微。“因为他们根本不占主导地位，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照样拿不到地。” 弦外之音是，只有央企、国企全线退出，“地王”才不会“现身”，民企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三、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笔者主张：“资源决定说”。
在我国，城市用地、教育、医疗等资源短缺，一直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瓶颈”。
相反，人口基数大，并且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近些年有增无减。
如，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万人，增加人口大多为外来人口；到2007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845万人；如今广州市人口已逼近千万大关，人口规模已迈入超大城市行列；而与此毗邻的深圳市，早在2000年，该市的人口就已经达到700万人。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8年末，我国拥有城镇人口为6.07亿。这也就是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城镇人口总数，占了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全国城镇人口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这其中的一座城市中生活工作。而无论谁，一定都向往在此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如此一来，本已短缺的用地、交通、教育、医疗，特别是住房等城市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同时由于中心城市地位特殊，资本集中度高，客观上推高了各类短缺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对于“僧多粥少”的土地市场，趋之若鹜的“来客”一定会来饱飨大餐。若是没有了“来客”，这顿盛宴反而会显得不正常。
因此，说到地价提升，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即便央企、国企，乃至相关资本也全部退出房地产市场，地价的上涨，在上述城市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也是一种必然。
其实，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世界各国都曾经历过相同的经历。
如英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城市人口激增，这一切带来了严重的城市住房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国的房价持续上涨，年均升幅都超过8%。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以年平均10%的速度迅猛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日本城市尤其是三大城市圈（以东京为中心的东京城市圈、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京圈和以京都、神户、大阪为中心的大阪圈）的住宅用地需求急剧增长，而由于城市用地增加量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地价开始迅速上涨，并最终导致时间最长的房地产泡沫。
所以，地价上涨的本质并不在于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央企国企参与，也不在于是否由清一色的民企来“单挑”。地价上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由城市资源状况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不从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入手，78家“出局”央企，不过是“替罪羔羊”而已。
客观的看待地价走势和发展规律，目的是在面对短缺经济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譬如，作为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市场调控手段，把地价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如何让普通百姓住有所居，乃是当前以至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重大民生问题。因此，政府首先要加大并优先保证各类保障性住房土地的足额有效按计划供给；其次对于商品房用地招拍挂，也要采取必要的价格调控手段。
再譬如，对于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房价问题。事实上，作为普通百姓来说，如果有大量的充足的各类保障性住房供给，高档商品房的价格即使能够上涨，甚至涨的很高，也未必会引起百姓的忧虑。目前的问题是不仅社会保障性住房有效供应不足，而且价格也随商品房价格波动；同时，政府投资建造的公屋和租屋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最终的结果是把很多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驱赶到了商品房的这一条“路”上来。所以，解决高房价，本质上是要加大土地和房源的供给。
当然，这些问题已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了。